从争夺超额利润到共同减少必要劳动：生产力创新和扩散新体系
一、一个被忽视的问题：人类已经发明的好方法，为什么没有尽快成为所有人的能力？
假设一家工厂的工程师发明了一种新流程。
过去，生产1000件合格产品需要100个劳动小时。采用新流程后，只需要70个小时，产品质量没有下降，安全性也没有降低。
这意味着什么？
这不仅意味着这家工厂的生产成本可能下降了30%，更意味着社会已经找到了一种减少必要劳动投入的方法。
如果全国有1000家类似工厂，而这项技术能够在其中800家工厂应用，那么它的价值就不再局限于发明者获得多少利润，而在于整个社会能够因此减少多少重复劳动，释放多少生产能力。
然而，现实中存在一个问题。
发明者希望获得创新回报，企业希望保持竞争优势，其他企业希望学习成熟技术，但未必愿意支付高昂的授权费用。中小企业即使知道有好技术，也可能缺乏人才、资金和实施能力。
于是，社会可能出现一种矛盾：
我们已经知道怎样更高效地生产，却没有让这种方法及时变成全社会的普遍能力。
这并不是说所有技术都应该免费开放，也不是说市场竞争必然阻碍创新。问题在于，创新激励与技术扩散是两个不同的任务，不能指望单一的市场竞争机制自动把两件事都做到最好。
2025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的《科学、技术与创新展望》也强调，创新活动往往集中在领先企业、行业和地区，而要将这些创新转化为广泛的生产率提升和社会收益，还需要有意识地加强技术扩散机制。相关报告
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提出一个问题：
能否建立一套专门负责创新激励、成果收购、技术传播和实际应用的制度，让社会既能持续探索新方法，又能尽快共享已经验证有效的成果？
我把这一设想称为：
生产力创新和扩散新体系。
它不是要取消市场，而是重新安排市场、公共机构、行业协会和专业扩散机构之间的分工，让竞争更多地服务于创新探索，让成熟成果更容易转化为社会生产能力，最终以人的生活改善作为重要的评价标准。
二、重新理解竞争：不是所有人都必须重复探索同一个问题
市场竞争具有重要作用。
不同企业面对不同需求，会尝试不同的技术路线、产品设计和经营方式。创新者承担风险，成功者获得回报，其他参与者通过观察、学习和竞争寻找新的机会。
这种机制有利于发现分散的信息，也能为创新提供动力。
但我们还需要区分两种性质不同的竞争。
第一种竞争：探索尚未解决的问题
例如，人工智能如何更可靠地辅助医生，如何降低储能成本，如何减少农业生产中的水和能源消耗。
在这些问题上，答案尚不确定，不同技术路线可能各有优势。
我们应该允许多种方案并存，让企业、科研团队和个人自由探索。不能因为某一种方法暂时领先，就过早规定其他人必须采用同一条路线。
这是一种发现新知识的竞争。
第二种竞争：重复解决已经有成熟答案的问题
假设某个行业已经找到一种经过充分验证的节能工艺。
其他企业仍然可以围绕产品、服务、质量和新的技术方向开展竞争，但没有必要让每一家企业都从零开始，重新支付同样的试错成本。
如果每家公司都必须独立摸索，甚至因为担心竞争对手学会而故意隐藏有效经验，整个社会就可能为同一个问题反复付出劳动。
这并不意味着企业之间的所有重复研发都是浪费。有些独立研究能够验证可靠性、发现适用边界，或者形成更好的替代方案。但当某种成熟方法已经被充分验证，继续重复相同的探索就未必能产生相称的社会收益。
因此，我们可以提出一个新的制度原则：
对未知的问题，鼓励多路径探索；对成熟有效的方法，建立低成本的共享与扩散机制；对尚未解决的新问题，再开展下一轮竞争。
竞争没有消失，而是被引导到更有探索价值的地方。
三、为什么不能只依靠市场自动完成技术扩散？
一个常见的观点是：只要新技术能够赚钱，其他企业自然会学习，根本不需要额外建立扩散体系。
这个观点有一定道理。市场确实能够推动很多技术传播，企业之间的人才流动、供应链合作、技术许可和商业服务也能实现知识扩散。
但市场扩散并不总是充分、及时或均衡的。
1. 创新者的收益与社会收益不完全相同
假设一家企业花费1000万元研发出一套新生产流程。
如果其他企业能够轻易复制，发明者可能无法收回研发成本。这会削弱其继续创新的动力。
因此，专利、商业秘密、许可收入和创新奖励都有合理的作用。
但是，假设这项技术已经成熟，其他企业采用后也能获得巨大的社会收益，而授权费用、交易成本或技术壁垒使大量企业无法采用，那么创新者的私人收益与社会整体收益就可能出现差异。
制度设计需要同时解决两个问题：
- 创新者如何获得足够的回报？
- 社会如何避免成熟成果长期无法充分扩散？
这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
2. 中小企业可能有采用技术的意愿，却没有能力
大型企业可能拥有专业工程师、数据团队、技术部门和充足的资金。
小型工厂却可能连一个专门负责自动化改造的人都没有。
即使两家企业都知道某种技术能够提高效率，大企业可能很快完成改造，小企业却不知道从哪里开始。
OECD关于企业人工智能应用的研究也指出，技术推广需要的不只是资金，还包括问题诊断、概念验证、管理咨询、人才培训、协作网络和实际实施支持。相关研究
这说明，技术扩散不是把一份说明书发给所有人就结束了。
它需要专业化的服务体系。
3. 社会收益可能大于单个企业能够获得的收益
一项农业技术可能减少水肥使用，降低农产品生产成本；一套医疗流程可能减少重复检查；一种公共软件可能减少大量行政人员重复录入数据。
这些成果的受益者可能包括企业、消费者、公共服务机构以及整个社会。
但其中一部分收益很难由最初的发明者直接收回。
如果只根据企业能够获得多少利润决定是否推广，就可能低估某些具有广泛公共价值的成果。
因此，公共资金和行业共同出资有可能发挥作用，但必须通过透明的成本收益评估，避免把“可能有用”变成无限补贴的理由。
四、建立生产力创新和扩散新体系
这套体系的核心不是新建一个包揽所有事务的超级机构，而是建立一套明确的制度分工。
第一层：创新探索
企业、科研院所、高校、独立研究者和创新团队可以自由探索不同技术路线。
创新者不必事先证明自己的方案一定成功，也不应因为最终试验失败就自动失去所有支持。对于风险较高、社会价值较大的探索，可以通过科研资助、研发补贴、采购合同或分阶段资助分担风险。
这一层解决的是：怎样让社会持续产生新方法？
第二层：独立验证与成果评价
当一项创新显示出实际效果后，需要经过独立验证。
评价不能只看专利是否新颖、企业是否宣称提高了效率，而要看它是否真正改善了生产和生活。
例如，需要核实：
- 生产同样数量、同等质量产品所需的劳动是否减少；
- 是否增加了能源、材料、设备维护或环境治理成本；
- 是否把劳动转移给供应商、外包人员或消费者；
- 是否存在安全风险、质量下降或隐性加班；
- 在不同企业和不同生产条件下，效果能否复现。
这一层解决的是：怎样区分真实进步与包装出来的进步？
第三层：成果收购与创新奖励
通过验证的成果，可以根据其受益范围采用不同的回报方式。
如果只对单个企业有价值，企业可以自行投资和商业化。
如果对整个行业有普遍价值，可以由行业协会或企业联合体出资，购买知识产权、取得非独占许可，或者共同建设技术服务平台。
如果成果具有跨行业或广泛公共价值，例如基础公共软件、公共服务技术、重大节能方法等，则可以申请国家或公共基金支持。
收购并不一定意味着完整买断。还可以采用非独占许可、开放使用权、分阶段奖励以及与实际应用效果挂钩的支付方式。
重要的是，创新者能够得到合理回报，公共资金也能获得与支出相匹配的社会收益。
这一层解决的是：怎样让创新者有动力继续创新，同时使社会有能力使用成果？
第四层：专业化生产力扩散
这是整个体系最需要加强的环节。
我们可以设立专业化的生产力创新与扩散机构，也可以依托现有职业院校、应用型大学、科研院所和行业技术服务机构开展工作。
这些机构的职责不只是培训，而是把成熟技术转化为可复制、可学习、可实施的社会能力。
具体包括：
- 把工程师和优秀员工的经验整理成操作手册、技术标准和课程。
- 为中小企业提供技术诊断，识别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
- 开展小规模试点，验证技术与当地设备、人员和流程是否兼容。
- 培训技术人员和一线员工，帮助企业完成实际改造。
- 跟踪实施效果，记录失败原因和适用条件。
- 将成功经验反馈给技术开发者，推动下一轮改进。
这一层解决的是：怎样把少数人掌握的有效方法，转化为更多组织能够使用的能力？
第五层：持续更新与再创新
技术不会永远停留在成熟状态。
扩散过程中，使用者可能发现原有方法的局限，进而提出更好的改进方案。
因此，扩散体系不能只负责传播既有标准，还要保留反馈、试验和更新的通道。
成熟方法成为新的起点，而不是最终答案。
整个过程由此形成一个循环：
创新探索 → 独立验证 → 奖励与收购 → 专业化扩散 → 广泛应用 → 反馈改进 → 新一轮创新。
五、为什么要允许多个地区的扩散机构相互竞争？
如果只有一个全国性的扩散机构，它可能拥有较强的协调能力，但也可能形成新的垄断：由单一组织决定推广什么、怎样推广、谁有资格获得资源。
更重要的是，我们并不知道哪一种扩散方式在所有行业、地区和技术领域都最好。
制造业自动化、农业技术、医疗服务、人工智能软件和养老服务，面对的条件完全不同。
因此，我建议允许多个地区、多个行业、不同组织形式的生产力创新与扩散机构并存。
它们可以是地方公共机构、行业协会下属机构、高校技术转移中心、企业联合体、专业技术服务机构，也可以是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
这些机构可以竞争：
- 谁能更准确地发现有推广价值的成果；
- 谁能用更低的成本帮助企业完成技术改造；
- 谁能让技术更快地被真正采用；
- 谁能取得更可靠、可复现的效果；
- 谁能更好地服务中小企业和资源不足的地区。
但这里必须明确一条边界：
扩散机构可以竞争服务能力，却不能因为自己成功推广了某项公共成果，就再次把该成果封闭起来。
如果某项成果已经通过公共资金收购，合同又明确要求开放使用，那么任何一家扩散机构都不能利用自身优势重新垄断它。
这样，机构之间的竞争就主要发生在服务质量、推广方法和实施能力上，而不是争夺对公共知识的永久控制权。
与此同时，机构应当能够退出。长期效果不佳的机构可以失去项目资格，其他机构也可以提出更好的实施方案。
这种多中心结构既保留了竞争，也避免把所有决策权集中到一个组织。
六、国家、行业协会和地方机构应该如何分工？
这套体系不需要让所有技术都由国家统一决定，而应按照成果的受益范围进行分层组织。
第一类：企业内部成果。
主要由企业自身投资、奖励和推广。企业可以保留合理的商业秘密，并在市场中继续竞争。
第二类：行业共性成果。
主要由行业协会、企业联合体和行业技术服务机构组织。
例如，某种设备的通用维护方法、行业质量检测流程、标准化节能工艺，如果能够让大量企业受益，就可以通过行业共同出资购买许可、建立培训体系或建设共享技术平台。
第三类：跨行业和公共价值成果。
对于受益范围广、单一行业难以承担、又具有明显公共价值的成果，可以向国家或公共基金申请支持。
例如，能够改善公共医疗服务的技术、跨行业使用的基础软件、具有广泛社会收益的节能方法等。
这里的关键不是行政层级越高越好，而是让组织范围与受益范围相匹配。
对于跨地区、跨行业的成果，可以由地方和行业机构共同申报；对于具有全国性公共价值的成果，则可以建立统一的评价标准和资金支持机制。
同时，必须避免大型企业控制行业协会、评审机构偏袒特定申请者，或者公共资金重复支付同一成果。为此，需要公开规则、利益冲突披露、独立审计和申诉机制。
七、用什么指标衡量生产力创新和扩散？
如果只看GDP、企业利润、专利数量或培训人数，这套体系仍然可能偏离目标。
我们需要把生产率、技术扩散和人的生活改善放在同一个评价框架中。
第一组指标：真实生产率
考察生产同样数量、同等质量的产品或提供同等质量的服务，需要投入多少劳动、能源、材料、设备和其他资源。
不能只统计生产线上的劳动时间，还要尽可能考虑设备制造、维护、物流和其他环节的成本。
例如，某项技术减少了1000小时生产劳动，却额外增加了600小时的维护和其他相关劳动，那么直接节约的1000小时不能全部算成社会净收益。
在明确核算边界后，才可以估算真正减少的社会必要劳动投入。
第二组指标：技术扩散
考察有多少企业实际采用了成果，采用后是否取得了预期效果，以及推广成本是多少。
参加培训的人数、签订的合作协议和发布的技术文件都可以作为过程指标，但不能代替实际采用和效果验证。
第三组指标：创新激励
考察创新者是否获得合理回报，成果是否吸引了后续研发投入，以及创新活动是否仍然保持多样性。
如果为了共享而完全取消创新回报，可能削弱创新动力；如果为了保护回报而允许成熟成果长期被少数企业封闭，也可能降低社会收益。
制度需要在两者之间寻找适合不同成果的安排，而不是预设所有成果都应该采用同一种产权模式。
第四组指标：体面生活时间
这是我们整个理论框架最重要的延伸。
我们不仅要问社会生产了多少商品，还要问人们为了过上体面生活，究竟需要付出多少时间，又拥有多少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
体面生活时间不是单一的劳动时长指标，而是一个多维框架：
- 劳动付出维度： 为获得收入和维持生活所付出的劳动时间。
- 获取与交通维度： 为获得住房、医疗、教育、商品和服务而承担的通勤、等待及其他必要时间。
- 社会再生产维度： 为照护家庭成员、维持家庭运行和恢复劳动能力所付出的必要时间。
- 休息与发展维度： 人们实际能够用于休息、学习、创造、社交和自主生活的时间。
这些维度不能简单加总成一个没有解释力的分数。
一项技术即使减少了工作时间，如果同时增加通勤、照护负担或其他必要付出，也未必真正改善了生活。
反过来，一项公共服务技术即使没有带来很高的商业利润，却能显著减少患者等待、家庭照护负担或学生获取教育的时间成本，也可能具有很高的社会价值。
因此，生产力创新和扩散体系最终应当追问：
生产率提高之后，人们是否真的少付出了维持体面生活所必需的时间？他们是否获得了更多休息、学习、创造和自主生活的机会？
八、为什么生产率提高，不等于普通人一定会过得更好？
这是整个体系必须面对的问题。
假设一项技术让一家企业的劳动效率提高了30%。
企业可能选择降低价格、扩大生产、增加利润、缩短工作时间，也可能减少员工数量，或者要求剩余员工承担更多任务。
不同选择会带来不同的社会结果。
因此，生产率提升并不会自动转化为更多闲暇、更低生活成本或更好的公共服务。
我们必须区分三个过程：
第一，技术进步减少了生产同样产品所需的劳动投入。
第二，市场和社会制度决定这些收益如何分配，是转化为更低价格、更高利润、更高工资，还是更短的工作时间。
第三，住房、医疗、教育、养老、交通和劳动制度等条件，进一步决定普通人能否把这些收益转化为真实的生活改善。
这也是为什么体面生活时间不能被企业利润或人均GDP简单替代。
假设一种技术让社会每年节约1亿个劳动小时，这确实意味着潜在的生产能力释放。但如果这些时间全部用于扩大低价值产量，或者转化为更激烈的竞争压力，那么个人未必获得更多自由。
因此，除了推动技术扩散，还需要与公共服务、劳动制度、社会保障和基本生活成本治理相配合。
生产力创新和扩散新体系负责创造和传播可能的进步；体面生活时间框架负责检验这些进步是否真正改善了人的生活。
两者不能互相替代，却应当相互校验。
九、用“六把尺子”检验这套制度
为了避免新体系只追求效率，我们还可以使用此前提出的六把尺子，分别检查它可能产生的不同影响。
保障： 技术进步是否有助于稳定获得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基本生活条件？技术替代劳动时，是否考虑受影响者的生活保障？
选择： 成熟技术开放之后，人们是否获得更多可选择的产品、服务、工作方式和发展路径？是否出现新的技术垄断？
劳动： 生产同等质量的产品和服务，是否减少了社会必要劳动投入？有没有把劳动转移到其他人或其他环节？
贡献： 创新者、实施者、维护者和扩散机构分别作出了什么贡献？奖励能否与可验证的实际贡献相匹配？
激励： 创新者是否愿意继续探索？企业是否愿意采用新技术？扩散机构是否有动力提高实际效果，而不是只追求项目数量？
意义： 技术进步是否让人们拥有更多从事创造、学习、照护、社交和自主活动的机会？是否有助于提升人的生活质量？
这六把尺子不是一个简单的总分，而是六个独立的检查问题。
某项政策可能提高劳动效率，却损害选择；可能扩大技术传播，却削弱创新激励；也可能创造巨大经济收益，却没有改善普通人的休息与发展机会。
这些冲突应该被看见，而不是被一个漂亮的综合分数掩盖。
同时，还需要认知纠错机制：允许不同地区试点，公开实际结果，接受反对意见，并根据证据修正制度。任何机构都不应永久垄断对“什么是有效创新”的解释权。
十、这套体系如何应对AI时代？
人工智能让这个问题变得更加紧迫。
一家大型企业可能拥有充足的数据、工程师和算力，可以将AI用于设计、生产、客服、采购和管理；一家小企业即使购买了相同的软件，也未必知道怎样把它接入实际业务。
如果AI的收益主要集中在已经拥有技术能力的企业，技术进步就可能扩大不同企业、地区和劳动者之间的差距。
因此，AI时代的生产力创新和扩散机构，可以承担几项具体任务：
- 建立经过验证的行业应用案例库，说明适用条件、实际收益和失败风险。
- 为中小企业提供技术诊断、概念验证、部署指导和员工培训。
- 支持开放接口、可复用软件工具和安全标准，减少不必要的重复开发。
- 对公共服务领域的AI应用开展独立评估，检查其可靠性、安全性和实际生活效果。
- 跟踪技术替代和劳动组织变化，帮助劳动者转岗、培训，并探索将效率收益转化为更合理的工作时间安排。
这并不意味着所有AI技术都应该开放源代码，也不意味着企业必须交出所有数据和商业秘密。
需要开放什么、由谁使用、怎样补偿创新者，应当根据技术性质、公共投入、知识产权和安全风险具体决定。
重要的是，不能只让领先企业拥有吸收新技术的能力，而应当建设更多组织能够学习、使用和改进新技术的条件。
十一、怎样从小规模试点开始？
一套新制度不应该仅仅停留在理论上，也不必一开始就建立庞大的全国机构。
可以先选择一个技术效果比较容易验证、受益范围比较明确的行业开展试点。
例如，选择一个制造业集群，围绕节能工艺、设备维护、质量检测或AI辅助生产，建立由地方、高校、行业协会和企业共同参与的创新与扩散平台。
具体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建立基线。
记录参与企业原有的劳动投入、能耗、质量、设备维护成本和生产效率，明确比较口径。
第二阶段：征集和验证成果。
企业、员工、科研机构和个人都可以申报。独立评估团队负责验证效果，并区分可推广的成熟成果与仍需探索的技术。
第三阶段：多机构竞争推广。
允许不同扩散机构针对同一项技术提出不同实施方案，比较它们的实际推广成本、实施效果和企业采用率。
第四阶段：公开评估并决定是否扩大。
除了统计生产率，还要计算推广本身的成本，检查效果能否在更多企业中复现，并评估劳动者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时间是否得到改善。
如果试点失败，就分析原因并调整；如果效果良好，再扩大推广范围。
这样既能避免一次性投入过大，也能让制度本身通过实践逐步改进。
十二、最终目标：让创新不断发生，让有效成果不被困住
回到最初的问题。
为什么社会已经发明了很多提高生产效率的方法，人们却仍然需要付出大量劳动才能维持基本生活？
原因当然不止一个。技术还不够先进、资源分配不均、公共服务不足、住房和其他基本生活成本过高、劳动制度不合理，都可能发挥作用。
但技术扩散不足，是其中值得单独研究和改进的一个环节。
如果一项成熟技术能够减少必要劳动投入，却因为知识壁垒、实施能力不足、缺乏协作或收益分配机制不合理而无法广泛应用，那么社会就没有充分发挥已有的生产能力。
生产力创新和扩散新体系，试图把这个环节制度化：
让企业和科研团队继续探索新方法；让创新者获得合理回报；让行业协会承担行业共性技术的组织和推广责任；让国家支持具有广泛公共价值的成果；让多个地区、多个机构在扩散服务和制度设计上相互竞争；让成熟技术通过标准、培训、技术服务和实际应用，转化为更广泛的社会能力。
而体面生活时间理论，则为这套制度提供了更深一层的检验标准。
我们不能只问生产了多少商品、创造了多少利润、提高了多少GDP，还要问：
人们为了获得住房、医疗、教育、养老和其他基本生活条件，究竟需要付出多少时间？技术进步有没有减少这些必要付出？人们是否因此获得了更多休息、学习、创造和自主生活的机会？
这不是要否定金钱、价格和利润的作用。它们仍然是现代社会进行交换、投资和配置资源的重要工具。
但它们不应该成为衡量社会进步的唯一尺度。
赚钱解决的是个人如何获得资源的问题；生产力创新和扩散解决的是社会如何用更少的资源创造更多能力的问题；体面生活时间进一步追问，这些能力最终有没有让人的生活变得更好。
三者处理的是不同层面的问题。
一个社会的进步，不应仅仅体现为少数企业拥有更先进的技术，也应体现为更多人能够使用这些技术带来的成果。
当一项成熟方法已经被证明有效，社会就应该尽可能减少重复试错，让它成为更多组织能够使用的公共能力。
当新的问题出现时，再允许不同主体展开新的探索。
如此循环，社会才有机会把生产率提升转化为持续减少必要劳动、改善基本生活条件和扩大个人自由的过程。
这就是生产力创新和扩散新体系希望探索的方向：
让竞争更多地用于发现新方法，让共享更多地用于传播成熟成果，让生产力进步最终服务于人的体面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