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高盛所说的中国经济「最小阻力路径」？真正的问题，是生产力进步没有充分转化为人的生活改善
高盛提出，中国经济正在沿着一条「最小阻力路径」运行：供给强于需求、出口强于内需、高端制造业强于大众消费。
这个判断值得认真对待。
中国拥有强大的制造业基础、完整的产业链和越来越先进的生产技术。工业生产和出口展现出较强韧性，高端制造业也在不断发展。
但与此同时，居民消费意愿不足，部分行业陷入价格竞争，就业和收入预期承压，房地产调整还在通过就业、工资和家庭资产影响居民生活。
于是出现了一个值得思考的现象：
社会生产能力越来越强，为什么普通人却没有同步感受到生活越来越轻松？
为什么工厂越来越先进，商品越来越丰富，技术越来越发达，但不少人依然不敢消费、不敢失业、不敢轻易改变工作？
我认为，问题不能简单归结为消费不足，也不能简单归结为投资过多。
更深层的问题是：
生产力发展、社会劳动配置、价值分配和人的生活改善之间，还没有形成充分协调的机制。
要理解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换一个观察经济发展的角度。
一、最小阻力路径，不等于最优发展路径
为什么中国经济容易沿着供给扩张、投资托底、出口增长的方向运行？
因为这条路有成熟的基础。
中国已经形成了完整的制造业产业链，有大量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企业，也有成熟的基础设施、产业配套和工程建设能力。
一个地方要推动经济增长，可以建设工厂、扩大投资、扶持产业、发展出口。这些措施相对容易找到具体项目，也容易形成可观察的产出。
但要真正扩大居民消费，就复杂得多。
居民收入如何增长？劳动报酬如何分配？医疗、养老、教育如何保障？住房和生活成本如何降低？失业之后如何维持基本生活？技术进步带来的收益如何重新分配？
这些问题不是建设一个工厂、修一条公路就能解决的。
因此，沿着原来的生产和投资体系继续运行，往往比调整整个社会的收入分配和保障机制容易。
这就是所谓的最小阻力路径。
但必须区分两个概念：
最小阻力，不代表最优结果。
一条路可能因为已有产业、制度、利益结构和政策工具都支持它，所以容易继续走下去。但如果它没有解决原有矛盾，反而可能让矛盾不断积累。
这里可以引入一个概念：悬置裁决。
经济发展过程中，往往存在一些需要协调的目标：
- 保障要求守住人的基本生活底线；
- 激励要求合理奖励创新、投资和风险承担；
- 选择要求扩大个人改变工作和生活方式的空间；
- 劳动要求关注生产目标背后真实的人类成本；
- 贡献要求识别不同主体对最终结果的实际作用；
- 意义要求不能把人的价值简化为收入和产出。
这些目标有时会发生冲突。
例如，企业希望通过自动化降低成本，劳动者希望保住收入和就业稳定，社会希望提高生产效率，也希望失业者不至于失去基本生活保障。
这些要求并不能自动协调。
如果缺少有效机制解决冲突，经济活动就可能继续沿着阻力较小的既有方式运行：投资继续扩张，出口继续承担市场消化功能，企业继续压缩成本，而收入分配、劳动者保障和技术收益分享的问题被推迟处理。
这种状态就是我们所说的「悬置裁决」。
当然，悬置裁决不一定意味着决策者有意回避问题。它也可能来自财政约束、制度工具不足、利益结构、认知局限和执行能力。
但无论原因是什么，结果都值得警惕：
没有被解决的矛盾，不会因为经济总量增长而自动消失。
二、生产力提高了，为什么普通人不一定越来越轻松？
假设一个100人的大家庭。
过去，100个人每天劳动8小时，生产1000件商品。
后来，家里引进自动化设备，同样1000件商品只需要50个人劳动，每人每天工作8小时就能完成。
从生产效率看，这是巨大进步。
过去需要800个劳动小时，现在只需要400个劳动小时，社会节约了400个劳动小时。
那么，这400个小时去了哪里？
理论上，它可以转化为几种成果：
- 减少工作时间，让大家获得更多休息；
- 继续生产更多商品，改善生活资料的丰富程度；
- 降低商品成本，让居民用更少的钱获得同样的生活资料；
- 提高劳动者收入，让更多人分享生产力进步的成果；
- 增加企业利润，为下一轮投资和技术创新提供资金。
这些方向并不互斥。
但还有一种可能：
企业留下50个人继续工作，另外50个人失去收入来源；留下的人不仅没有减少工作时间，反而因为效率提高，被要求承担更多任务。
这时，社会生产效率确实提高了，但生产力进步的成果没有充分转化为人的生活改善。
机器替代了人的劳动，不等于自动改善了人的生活。
凯恩斯在1930年曾经预测，随着生产力进步，人类未来可能只需要每周工作15小时，就能满足基本生活需要。
这个预测提醒了我们一个重要问题：
生产力提高，不等于工作时间会自动下降。
技术进步节约出来的劳动时间，可能变成更多产出、更高利润、更高收入，也可能变成更高的工作标准和更激烈的竞争。
所以，问题不只是社会节约了多少劳动时间，还要看：
节约出来的劳动时间最终归谁支配？
如果它主要转化为企业扩大产出和劳动者承担更多任务的能力，那么生产力进步不一定意味着人的自由时间增加。
如果它能够转化为更低的生活成本、更充分的保障、更合理的收入和更多自主时间，那么生产力进步才真正转化为人的生活改善。
这也是今天AI和自动化时代必须面对的问题。
当技术越来越能够替代人的劳动时，如果社会保障和收益分配机制依然过度依附于劳动雇佣关系，就会出现一个矛盾：
生产力越高，部分人的生存压力反而可能越大。
这不是反对技术进步。恰恰相反，我们应该更加积极地推动AI、自动化和先进制造业的发展。
但必须同步思考：技术替代劳动之后，人们如何分享技术进步的成果？
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仅要看生产效率，还要看社会劳动配置
这里可以引入马克思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在商品生产和价值分析中，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主要指在正常生产条件下、社会平均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
例如，过去生产一辆汽车需要100个劳动小时，现在通过自动化只需要50个小时。
如果社会正常生产条件下的平均劳动消耗也随之下降，那么生产这辆汽车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降低了。
这意味着生产力进步。
但从社会再生产和社会总劳动分配的角度出发，我们还可以引申出另一个问题：
整个社会的劳动，究竟应该配置到哪些领域？
一个社会的劳动和资源是有限的。
如果大量劳动被用于生产已经相对饱和的商品，而住房、养老、医疗、教育、公共交通等领域仍然存在大量未满足的需要，那么社会劳动配置就可能存在问题。
这里需要区分三个层次。
第一，生产效率。
生产一件商品需要消耗多少社会平均劳动时间？
第二，社会劳动配置。
社会总劳动在不同生产部门和服务领域之间，是否形成合理比例？
第三，价值实现。
生产出来的商品和服务，能否通过市场交换或公共供给，真正满足社会需要？
这三个问题相互关联，但不能混为一谈。
例如，一家企业通过自动化，把生产成本降低了50%，这是生产效率的进步。
但如果整个行业不断扩大产能，最终生产出远远超过有效需求的商品，那么企业之间仍然可能发生激烈的价格竞争。
再例如，一个城市拥有大量商品房，但普通家庭买不起，老人缺乏照护服务，年轻人又承担着高昂的住房成本。
这时，问题就不只是商品生产效率，而是社会资源如何配置、价值如何流动，以及公共供给如何满足真实需要。
尤其要注意：
真实需要，不等于有效需求。
一个家庭需要住房，但没有足够的购买力，这不意味着它不需要住房。
一个老人需要照护，但家庭没有能力购买专业养老服务，这不意味着养老服务没有社会价值。
一个孩子需要教育，但家庭承担不起高昂的教育成本，也不意味着社会不需要教育资源。
所以，商品卖不出去，不一定是社会不需要，而可能是生产结构、价格、购买力和公共保障之间出现了错位。
这也是理解内卷的一个重要角度。
当所有企业都通过延长工时、压低工资、扩大产能来争夺有限市场时，个别企业可能暂时获得竞争优势，但社会整体未必因此变得更好。
个别主体增加劳动投入，并不意味着社会获得了相应的净收益。
我们应该进一步追问：这些劳动究竟增加了多少社会真正需要的产出？有没有降低生活成本？有没有改善人的生活？
四、出口越强，为什么也可能面临越来越大的外部压力？
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当然是一种优势。
通过出口，我们可以发挥规模效应、产业链优势和技术优势，让全世界获得更便宜、更好的商品。
问题不在于出口，而在于能否形成可持续的国际价值交换。
还是用100人家庭的例子。
假设这个家庭有100个人，工厂每天生产1000件商品，但家庭成员只能购买300件，剩下700件需要卖给其他家庭。
刚开始，其他家庭很欢迎，因为可以买到物美价廉的商品。
但是，如果长期如此，其他家庭自己的工厂可能失去订单，工人收入下降。
他们自然也会采取措施保护自己的产业。
这就是为什么贸易问题不仅是价格竞争问题，也是各国就业、产业发展和社会利益分配问题。
当然，出口竞争力并不只来自国内需求不足，还涉及技术、质量、品牌、供应链、汇率和国际分工。
贸易顺差也不天然意味着经济有问题。
我们真正需要关注的是：国内生产力进步能否转化为居民生活改善，国际贸易能否形成可持续的价值交换。
如果国内居民收入、公共保障和生活质量同步改善，国内市场本身就能形成更强的需求承接能力。
出口仍然可以继续发挥作用，但不必承担过多消化国内产能的压力。
出口是扩大社会价值交换的方式，不应该成为替代国内价值循环的唯一办法。
五、高科技发展，不能自动解决普通人的就业问题
很多人认为，只要中国不断发展高科技产业，经济就能自然转型。
但这里存在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问题：
高端制造业不一定能够吸纳大量普通劳动力。
一个投资数十亿元的自动化工厂，可能只需要少量工程师和技术人员。
它创造了很高的产值，却未必创造相应数量的就业岗位。
而真正能够吸纳大量劳动力的，往往是商贸、餐饮、养老、文旅、教育、家政和其他服务业。
这些行业的繁荣，又依赖于居民的收入、闲暇时间和消费能力。
所以，不能简单认为高科技产业发展了，普通人的就业问题就会自然解决。
我们需要重新认识劳动。
劳动至少可以从人的生活目的和社会作用上，区分为三类：
第一，生存性劳动。
为了获得基本生活资料而不得不付出的劳动。
第二，发展性劳动。
为了改善社会、创造新价值、推动生产力进步而进行的劳动。
第三，意义性劳动。
为了兴趣、创造、情感、社会参与和自我实现而进行的劳动。
一个进步的社会，不应该让人们一生都被生存性劳动占据。
我们应该利用技术进步减少被迫劳动，让更多人有机会参与发展性劳动和意义性劳动。
这并不意味着人类不再需要工作，而是劳动不应该成为人获得基本生活资格的唯一凭证。
六、为什么仅仅给居民发钱，还不够？
很多分析最后都会落到一句话：给老百姓增加收入。
这个方向是对的，但还不够完整。
因为货币收入只是获得社会产品和服务的购买能力。
假设一个家庭收入增加了1000元，但住房、医疗、教育和养老支出也增加了1000元，那么家庭的实际生活并没有改善。
因此，提振居民消费必须同时解决两个问题。
第一，让收入合理增长。
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合理比重，改善劳动者议价能力，完善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障，让生产力进步的收益能够流向普通居民。
同时，也要让创新者、投资者和承担风险的企业获得合理回报，不能因为强调分配就忽视激励。
第二，让基本生活成本下降。
通过公共服务、规模化供给、技术创新和生产力扩散，降低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领域的实际成本。
这里还需要考虑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问题：时间成本。
一个人住在远郊，住房价格便宜了，但每天通勤增加两小时。
一个家庭收入提高了，但为了获得教育资源，需要投入更多接送、培训和陪伴时间。
一个老人能够获得医疗服务，但需要排很长的队、跑很多次医院。
这些都属于生活成本。
所以，不能只看收入和货币支出，还要看人们为了获得基本生活条件，究竟付出了多少时间。
七、体面生活时间：衡量经济发展是否真正改善了人的生活
这里想提出一个比GDP、收入和消费更接近人的生活的观察角度：
体面生活时间。
体面生活时间，是一个人获得体面生活所需要付出的时间成本，以及由此形成的自主支配时间状况。
它不是简单的工作时间，也不是单一的劳动时间，而是一个多维概念。
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劳动付出维度：
为了获得收入、生产生活资料，需要付出多少劳动时间？
获取维度：
为了获得住房、医疗、教育、交通和其他服务，需要付出多少通勤、排队、搜寻和获取时间？
社会再生产维度：
为了维持家庭、照护老人和孩子、恢复劳动能力，需要付出多少时间？
休息维度：
一个人是否真正拥有不被工作、生活压力和外部要求占用的自由时间？
这里需要特别强调：
体面生活时间不是工作时间越少越好。
一个人主动学习、创造、照护家人、参与公共事务，可能花费了很多时间，但这些时间不一定意味着生活质量下降。
真正需要关注的是：为了满足基本生活需要，人们被迫付出了多少时间，以及是否拥有自主支配时间的能力。
举个例子。
两个城市的居民，月收入都是10000元。
A城市住房便宜，但通勤时间长，医疗教育资源分散，家庭照护压力大。
B城市住房成本略高，但公共交通方便，医疗教育资源可达性好，养老和托育服务完善。
如果只看工资和房价，很难判断哪个城市的生活质量更高。
但从体面生活时间看，就可以进一步比较：
一个人需要工作多少小时，才能承担住房和基本生活费用？
每天需要花多少时间通勤？
获得医疗和教育服务需要多少时间？
家庭成员需要付出多少照护劳动？
最终能够剩下多少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
这才更接近人们真实的生活感受。
那么，体面生活时间和六把尺子是什么关系？
两者不是同一个概念，也不是简单的上下位关系。
六把尺子是评价框架，体面生活时间是生活结果的观察框架。
六把尺子回答：一项制度、政策或经济行为是否合理？
体面生活时间回答：这些制度和行为最终给人的生活带来了什么结果？
两者可以从三个方面联系起来：
- 保障尺与选择尺，关注人们是否被迫通过过度劳动维持生存，以及是否拥有自主安排生活的真实能力。
- 劳动尺，关注生产和生活背后真实的人类时间成本。
- 贡献尺、激励尺与意义尺，帮助我们判断哪些劳动真正创造了价值，生产力收益如何分配，以及人们是否拥有创造、照护、学习和自我实现的空间。
因此，体面生活时间不是六把尺子的简单加权平均，也不能替代六把尺子。
例如，一项政策可能让大多数人的通勤时间减少了，却让一部分劳动者失去基本收入保障。只看整体时间变化，就可能掩盖分配上的问题。
我们既要观察生活结果，也要分析结果是如何形成的、由谁承担成本、由谁分享收益。
这也是为什么经济发展的评价体系需要增加人的生活维度。
一个社会不能只计算生产了多少商品，还应该计算人们为了获得这些商品，究竟付出了多少时间。
八、六把尺子：防止单一指标垄断经济发展的评价权
那么，具体应该怎样评价一项经济政策？
我们可以使用六把尺子。
保障： 人们失去市场交换能力后，能否维持基本生活？
选择： 人们是否拥有选择工作、生活和发展方向的能力？
劳动： 为了实现生产目标，究竟需要付出多少不可逆的人的时间和精力？
贡献： 谁真正改变了生产结果？如果没有某个主体，结果会发生什么变化？
激励： 创新、投资、承担风险的人，是否获得合理回报？
意义： 人们是否能够获得尊严、认同、创造和自我实现的空间？
这六把尺子不是六个可以简单相加的分数，而是六个独立的评价问题。
例如，政府投资一个自动化工厂。
它可能提高生产效率，推动技术进步，也可能替代一部分劳动岗位。
我们不能因为它创造了GDP，就认为所有问题都解决了；也不能因为它减少了就业，就否定自动化的价值。
我们应该分别考察技术创新的贡献、就业变化、劳动者保障、转岗选择、收益分配和长期社会效益。
如果某项政策在一个维度上取得了进步，却在另一个维度上造成了损失，就应该明确这些代价由谁承担，有没有合理的补偿机制，以及后续如何纠错。
六把尺子的价值，就是防止任何一个指标垄断经济发展的评价权。
九、价值流动：生产力进步的成果最终流向了谁？
前面讨论了生产效率、社会劳动配置和人的生活结果。
中间还有一个关键问题：
生产力创造的收益，最终流向了谁？
假设一家企业通过自动化，把生产成本降低了30%。
这部分收益可能有不同去向：
- 企业通过降低价格，让消费者受益；
- 企业通过提高利润，获得进一步投资的资金；
- 劳动者通过提高工资，分享生产力进步的成果；
- 社会通过税收和公共服务，让更多人受益；
- 资本所有者通过股权和利润分配获得回报。
这些方向并不天然冲突。
真正需要讨论的是，它们之间如何形成合理的关系。
如果生产力进步带来的收益主要集中在少数主体手中，而劳动者失去工作后又缺乏保障，那么社会购买力可能受到影响。
如果企业创造的利润不能通过投资、工资、消费和公共服务形成有效循环，生产力进步就可能无法充分转化为社会需求。
所以，我们不能只研究价值如何创造，还要研究价值如何流动。
这也是为什么提高居民收入和降低基本生活成本必须同时进行。
只提高收入，可能被高昂的生活成本抵消。
只降低商品价格，却没有解决失业和收入分配问题，也未必能够形成稳定的消费能力。
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完整的价值循环：
生产力创新创造更多社会价值，合理的分配机制让更多人分享成果，市场和公共供给让价值真正实现，生活改善再形成新的需求，推动下一轮创新。
十、转型不能急转弯：短期成本由谁承担？
讨论到这里，一个很自然的问题出现了：
既然最小阻力路径可能存在长期问题，为什么不马上改变？
因为转型本身也有成本。
减少低效投资，短期内可能影响部分行业就业。
调整房地产和地方融资结构，可能产生资产价格和债务压力。
提高劳动者收入，可能增加部分企业成本。
自动化技术扩散，可能加快部分岗位消失。
完善社会保障，也需要稳定的财政资源。
这些都是真实约束。
所以，我们不能把改革描述成只要改变分配，所有人就会立即受益。
转型不是急转弯，而是逐步把被悬置的裁决重新摆上桌面。
这至少需要四个原则。
第一，先保障底线，再推进结构调整。
对失业、转岗和收入暂时下降的人，建立基本保障，避免把转型成本全部压给劳动者和家庭。
第二，让生产力创新和就业转型同步。
自动化不能只考虑减少多少岗位，还要考虑培训、岗位迁移、新服务业发展和收益分享。
第三，保护合理激励。
不能把企业利润和资本回报都视为问题。真正需要调整的是不合理的收益分配和成本转嫁，而不是取消创新与投资的回报。
第四，分阶段检验政策。
先在行业、地区和公共服务领域试点，记录就业、收入、财政、劳动成本和生活改善效果，再逐步推广。
试点和推广不能只看GDP、投资规模和就业数量，还应该观察居民收入、基本生活成本、公共服务获取时间，以及体面生活时间是否真正改善。
否则，政策可能在经济统计上取得了成功，却没有让普通人的生活变得更好。
这里还需要一个重要区分：
短期经济增长放缓，不必然意味着长期发展受损；但如果短期阵痛主要由缺乏保障的劳动者承担，长期收益又没有合理分享机制，那么改革本身就可能失去社会支持。
因此，转型政策也必须接受六把尺子的检验。
我们既要关注转型后的长期收益，也要关注转型过程中的人。
十一、认知纠错：为什么最小阻力路径会长期延续？
最小阻力路径最初可能是现实约束下的合理选择。
但当一条路径运行多年之后，它会形成产业链、就业结构、财政收入、地方利益和组织习惯。
这时，继续沿着原来的路径走，往往比改变路径容易。
即使外部环境已经发生变化，原有决策方式也可能继续重复。
原因之一，就是缺乏有效的认知纠错机制。
路径依赖形成得越久，调整成本越高；纠错窗口也可能越来越窄。
例如：
- 过去有效的投资方式，今天是否仍然有效？
- 过去依赖出口的产业结构，今天是否需要调整？
- 过去以GDP、投资规模和出口额评价发展成绩的方式，是否系统性地偏向那些容易形成数字、容易汇报、容易考核的经济活动？
- 某项政策没有达到预期，是执行问题、判断问题，还是目标本身有问题？
这里还有一个更深层的问题：
评价体系不只是衡量经济发展的工具，它本身也会影响经济资源流向哪里。
如果GDP、投资规模、出口额容易统计，而居民的时间成本、生活保障和自主支配时间难以统计，那么决策者就更容易围绕前者配置资源。
那些容易形成数字、容易汇报、容易考核的项目，更容易获得资源和组织支持。
相反，那些能够降低家庭照护负担、缩短公共服务获取时间、改善居民生活保障的事情，可能因为难以量化，长期得不到足够重视。
于是就形成了一个循环：
评价指标偏向容易统计的目标，资源向这些目标集中，既有路径不断强化，新的问题又难以进入决策视野。
评价体系本身，也可能制造路径依赖。
因此，认知纠错不能只检查具体决策有没有执行到位，还必须检查：
我们最初用来判断成功与失败的标准，本身是不是正确？
这就是为什么除了经济评价体系，还必须有认知纠错机制。
它不是六把尺子中的第七把，而是贯穿整个评价和决策过程的反馈机制。
例如，政府决定扶持一个产业，就应该明确：
- 为什么扶持？
- 预期解决什么问题？
- 需要投入多少社会资源？
- 可能创造多少就业？
- 能够节约多少社会劳动？
- 居民生活成本和体面生活时间能否得到改善？
- 技术能否扩散到其他行业？
如果最终结果与预期不符，谁来负责？如何调整？
决策者应该说明决策目标和依据。
监督者应该能够提出质疑，并用证据说明风险。
双方的意见和判断都应该留痕。
在合理权限内，决策者可以作出自己的选择，但也应该接受事后评价。
监督者同样要对自己的判断负责，不能只拥有否决权而不承担判断错误的责任。
真正成熟的制度，不是保证每次决策都正确，而是保证错误能够被发现、被表达、被承担和被修正。
我们不仅要有发展能力，还要有持续修正发展方向的能力。
十二、反内卷：改变竞争方向，而不是限制生产力
回到题目。
反内卷能不能成功？
如果只是限制价格战，要求企业不要恶性竞争，我认为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因为内卷不仅是企业行为，也是社会资源配置和价值分配的问题。
当大量企业争夺有限的市场，当居民购买力增长跟不上生产能力，当劳动者缺乏保障只能通过延长工作时间维持收入时，内卷就有了持续发生的条件。
真正的反内卷，不是让企业停止竞争，而是改变竞争方向。
过去，企业可能主要竞争：
谁的工资更低？
谁的工作时间更长？
谁能把成本压得更低？
谁能用更少的人完成更多任务？
未来应该更多竞争：
谁能用更少的社会劳动，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
谁能让消费者付出更少的金钱和时间，获得更好的生活？
谁能把成熟的技术扩散到更多行业？
谁能真正降低全社会的生活成本？
这才是生产力竞争，而不是单纯的生存竞争。
如果生产力进步只意味着企业用更少的人完成更多的订单，却没有让社会成员共享效率提升的成果，那么所谓反内卷就很难真正成功。
反内卷的本质，不是限制生产力，而是改变社会竞争的方向：从争夺有限的收入和市场份额，转向共同降低获得美好生活所需要的社会劳动。
结语：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是让人活得更好
高盛所说的「最小阻力路径」，描述了中国经济在现有条件下可能继续运行的方向。
但一条路容易走，不代表它一定正确。
这条路径的短期阻力较小，可能是因为一些需要协调的矛盾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而没有被解决的矛盾，不会凭空消失。
当外部市场环境变化、劳动者保障压力增加、人口结构发生变化时，过去被推迟的问题，可能以更高的调整成本重新出现。
中国拥有强大的制造业基础、完整的产业链和持续发展的技术能力。
这些都是非常宝贵的优势。
下一步真正需要解决的，是如何让这些生产力优势转化为全社会的生活优势。
我们应该继续发展先进制造业，继续推动AI和自动化，继续参与全球贸易。
但与此同时，也要改善收入分配，完善公共保障，降低基本生活成本，让生产力进步的成果能够被更多人分享。
衡量一个社会是否真正进步，不能只看它生产了多少商品，拥有多少工厂，出口了多少产品。
还应该看：
普通人是否不再需要为了基本生存付出过多劳动？
失去工作之后是否依然有基本保障？
是否有更多机会选择自己的生活？
是否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休息、学习和创造？
是否能够在不依附于激烈竞争的情况下，依然过上有尊严的生活？
一个国家真正的制造业优势，不应该只是能够生产全世界最便宜的商品，而应该是能够利用先进的生产力，让本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都用更少的劳动，过上更好的生活。
生产更多，是生产力发展的能力；合理配置社会劳动，是社会发展的智慧；让更多人分享生产力进步的成果，是制度需要解决的问题；让人们用更少的时间和劳动过上体面的生活，才是经济发展的最终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