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京东保险想到国企应该做什么：竞争与合作都只是手段
很多人讨论国企和民企，习惯从“竞争还是合作”开始讨论。
国企应该多一点，还是少一点？
市场应该竞争，还是应该合作？
公有制好，还是私有制好？
但这些问题可能都问得太早了。
更底层的问题其实是：
一个社会应该怎样组织生产和分配，才能让人们用尽可能少的必要劳动，获得尽可能丰富的生活？
如果把这个问题想清楚，竞争与合作就不再是两种互相排斥的制度，而只是两种不同的工具。
而京东的各种保险、延保、换新服务，恰好提供了一个非常具体的例子。
一、京东的保险，表面上是售后，实际上是在减少社会劳动
比如京东提供：
- 3年包换
- 5年包修
- 意外损坏换新
- 延长保修
- 以换代修
- 退换货保障
表面上看，这是企业给消费者增加了一项服务。
但从社会整体来看，它实际上减少了一类非常隐蔽的劳动：
每个人为了防范风险而不得不进行的劳动。
假设我买了一台电脑。
如果没有保障，我需要考虑：
坏了怎么办？
于是我可能需要：
- 研究哪个品牌质量好
- 查询维修价格
- 保存各种票据
- 查维修店
- 比较售后政策
- 担心商家跑路
- 和商家讨价还价
- 出问题以后举证
- 发生纠纷以后投诉
- 甚至诉讼
这些事情很多都没有直接创造电脑本身的使用价值。
它们却消耗了大量人的时间。
如果平台告诉我：
3年内出现规定范围内的问题，直接换。
那么大量防范、搜索、谈判、举证、纠纷劳动就可以被压缩。
所以：
保险不仅是在赔偿损失，也是在减少社会为了防范损失而产生的必要劳动。
二、这就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真正值得关注的地方
我们通常把劳动理解成：
人生产商品所花费的时间。
但一个社会实际上还有大量劳动是在处理：
不信任、风险、重复建设、信息不对称、纠纷和协调。
例如：
100个人各自研究：
哪种冰箱质量最好？
和一个专业机构统一检测：
100种冰箱，统一公布检测结果。
可能需要的总劳动完全不同。
100个人分别：
和商家谈售后。
与一个统一的：
标准售后制度。
也完全不同。
100个买家分别：
防范卖家跑路。
与一个：
托管 + 履约保险。
也完全不同。
因此，真正应该最小化的不是某一种人的劳动，也不是企业数量，而是：
整个社会为了维持正常生活所必须付出的总劳动时间。
可以把它简单写成：
$$ H_{social}=H_{production}+H_{transaction}+H_{coordination}+H_{risk} $$
其中：
- \(H_{production}\)：直接生产劳动
- \(H_{transaction}\)：交易劳动
- \(H_{coordination}\)：协调劳动
- \(H_{risk}\)：风险防范和纠纷劳动
真正高效的制度，是让：
$$ H_{social}\rightarrow \min $$
同时保证：
人的选择、生活质量、创新和长期发展不被牺牲。
三、因此，竞争和合作根本不是两种对立的制度
很多讨论把社会组织方式简化成：
市场 = 竞争
计划 = 合作
然后开始争论：
到底应该竞争还是合作？
实际上这很容易陷入二元对立。
因为竞争和合作本身都只是工具。
竞争什么时候有价值？
当不同方案之间存在差异，而且我们不知道哪一种更好时：
让多个主体竞争。
例如：
A公司：
维修一次100元。
B公司：
维修一次80元。
C公司：
维修一次60元。
竞争可能推动：
价格下降、效率提高、技术进步。
这时候竞争能够减少：
$$ H_{social} $$
所以有价值。
合作什么时候有价值？
当很多人重复做同一件事情，而且可以通过共享基础设施降低成本时：
合作可能更有效率。
比如：
100家公司各自建设一套全国物流网络。
可能极其浪费。
如果共享：
铁路、港口、电网、通信网络。
就可以减少大量重复建设。
因此：
合作同样是在降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四、真正的问题不是“竞争还是合作”，而是“哪里应该竞争，哪里应该合作”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
例如：
芯片设计
可以竞争。
因为不同设计可能产生巨大差异。
手机品牌
可以竞争。
因为用户需要不同产品。
餐厅
可以竞争。
因为口味、服务、位置存在差异。
但是：
电网
没有必要让每个家庭建设一套电网。
铁路轨道
没有必要让每家公司各修一套完全重复的轨道。
商品身份登记
没有必要每个平台维护一套互不兼容的身份体系。
基础交易标准
也没有必要每个平台创造一套完全不同的规则。
这里：
共享基础设施 + 市场竞争
可能比：
所有东西都竞争
更节省社会劳动。
五、京东的保险，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假设100万个消费者购买同一种商品。
每个人都担心：
坏了怎么办？
如果100万人各自研究：
维修、保修、赔偿、售后。
就会产生巨大的重复劳动。
而平台建立一个：
统一维修体系 + 风险池 + 标准合同。
就可以把100万个人的风险管理劳动集中起来。
于是：
$$ 100万人的重复防范 $$
变成：
$$ 一个专业体系的集中处理 $$
这就是：
规模化合作降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京东的商业价值就在这里。
六、但京东为什么又需要竞争？
因为“建立统一保障体系”之后，仍然存在很多可以创新的地方：
谁的维修速度快？
谁的保障便宜？
谁的理赔体验好？
谁的检测准确？
谁的售后网络广？
于是：
基础规则可以合作，具体服务继续竞争。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组织原则：
底层基础设施可以共享，上层服务可以竞争。
而不是：
所有东西都必须竞争。
也不是：
所有东西都必须统一。
七、这恰恰可以重新理解国企的作用
如果国企只是和民企竞争：
卖手机。
卖汽车。
开餐厅。
那么它和普通企业之间的区别并没有那么大。
真正值得思考的是：
有没有一些事情，单个企业做起来成本太高，但整个社会又非常需要？
例如：
- 全国商品登记
- 公共检测
- 基础维修网络
- 交易保障
- 公共信用基础设施
- 标准化合同
- 支付托管
- 基础物流网络
- 数据接口
- 公共风险池
这些东西的共同特点是：
社会收益很大，但私人企业很难独占收益。
于是私人企业可能缺乏动力建设。
这时候公共资本就有意义。
八、国企可以做“底座”，民企在底座上竞争
比如建立一个：
全国商品保障基础设施。
国企或者公共机构负责：
商品身份标准
序列号登记
基础保障标准
维修标准
数据接口
争议处理接口
然后：
A保险公司提供：
低价延保。
B保险公司提供：
意外换新。
C公司提供：
高端维修。
D公司提供：
二手检测。
E平台提供：
二手交易。
于是：
底层合作，上层竞争。
这时候竞争和合作就不再矛盾。
九、再往前一步：为什么这种模式可以提高人的自由？
因为人的自由并不只是：
“我可以选择A还是B。”
还包括：
我有没有能力承担选择的风险。
例如：
一个年轻人想租房。
如果房东要求：
三个月押金。
年轻人可能没有钱。
但是如果存在：
租赁履约保险。
可能只需要：
少量保费。
于是：
没有足够资产的人，也能够进入租赁市场。
同样：
一个人想出售二手电脑。
如果没有保障：
买家不敢买。
有保障：
买家敢买。
于是卖家获得更多选择。
所以：
降低交易风险，本身就是扩大人的选择空间。
十、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公共保障不应该简单理解成“福利”
很多公共服务经常被理解为：
国家给我提供了什么。
但从社会生产角度，还可以换一种理解：
国家帮助整个社会减少了多少重复劳动。
例如：
公共交通减少：
每个人自己购买汽车、停车、维护的劳动。
公共医疗减少：
每个人自己研究疾病、寻找医生、承担极端医疗风险的劳动。
公共教育减少：
每个家庭独自建立教育体系的劳动。
公共基础设施减少：
每个企业重复建设基础设施的劳动。
公共交易保障减少：
每个人独自承担交易风险的劳动。
所以公共服务的核心之一其实是：
把高度重复、规模经济明显的劳动集中起来。
十一、但“集中”也可能产生新的浪费
这里又必须回到竞争。
如果一个公共体系：
没有竞争
没有反馈
没有退出机制
没有纠错
它同样可能产生大量无效劳动。
于是：
$$ 合作 \neq 天然高效 $$
同样：
$$ 竞争 \neq 天然高效 $$
真正应该衡量的是：
最终消耗了多少社会必要劳动，产生了多少有效价值。
这也是为什么不能把“国企”“民企”“市场”“计划”本身当成最终答案。
它们都是工具。
十二、甚至“垄断”也应该从这个角度重新理解
有些基础设施天然存在规模经济。
例如：
电网、铁路、部分公共管网。
如果强行建设很多套重复网络：
每家公司都修一条铁路。
社会可能消耗大量额外劳动。
这反而增加：
$$ H_{social} $$
因此某些领域的集中运营可能是合理的。
但是：
基础设施可以集中，不代表所有上层服务都必须集中。
例如：
铁路基础设施可以统一。
但：
物流公司可以竞争。
电网可以统一。
但：
发电技术、储能技术、用电服务仍然可以竞争。
商品登记可以统一。
但：
电商平台可以竞争。
这才是真正的：
公共底座 + 市场竞争。
十三、从这个角度看，国企最值得做的不是“多生产”，而是“减少全社会的无效劳动”
这可能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国企评价标准。
过去容易问：
国企赚了多少钱？
当然这是重要指标。
但对于具有公共基础设施属性的国企，还应该问：
它让整个社会少花了多少时间？
比如：
铁路让多少人不用自己开车？
电网让多少企业不用自己发电？
公共支付让多少人不用现金结算？
统一商品保障让多少人减少售后纠纷？
公共检测让多少买家减少调查时间？
标准化合同让多少人减少谈判时间？
公共维修网络让多少人减少寻找维修商的时间？
如果这些事情能够大量减少：
搜索、等待、重复建设、讨价还价、风险防范、纠纷处理
那么它创造的社会价值可能远远超过自己的财务利润。
十四、最终应该追求的，不是“让人不劳动”
这里还要区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减少必要劳动时间：
不是消灭劳动。
而是把人的时间从：
生存所必需的重复劳动
逐渐释放出来。
例如：
以前一个人每天需要：
8小时必要劳动。
如果生产力和社会组织不断提高，可能变成：
6小时。
再变成：
4小时。
再变成：
3小时。
那么多出来的时间可以用于：
教育、休息、家庭、艺术、研究、创新、娱乐、探索。
这才是生产力进步真正应该带来的东西：
不是让少数人占有更多，而是让所有人的必要劳动时间下降。
十五、因此，竞争的终点也不是“把别人卷死”
如果竞争只是让所有人：
工作更长时间
学更多没有必要的东西
重复建设相同的东西
互相防范
不断内卷
那么虽然竞争非常激烈：
$$ H_{social} $$
却可能没有下降。
甚至可能上升。
这种竞争就未必创造真正的社会效率。
真正有意义的竞争应该是：
谁能够用更少的社会必要劳动，提供更好的结果。
这才是竞争真正应该追求的方向。
十六、所以，“竞争还是合作”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问题
更好的问题是：
怎样组合竞争与合作，才能让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断下降，同时扩大人的选择和自由？
于是我们可以得到一个非常简单的原则：
能共享的基础设施，尽量共享。
减少重复建设。
能标准化的东西，尽量标准化。
减少重复沟通。
能通过保险分散的风险，尽量风险池化。
减少个体风险防范劳动。
信息可以公开的，尽量降低信息不对称。
减少调查和猜疑。
有创新空间的领域，让企业竞争。
寻找更高效的方法。
有巨大规模经济的领域，避免重复建设。
减少社会资源浪费。
最终用结果而不是制度名称评价。
看：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有没有下降？
结语：国企可以成为社会的“减法机器”
如果重新思考国企，我认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不是：
“国企应该进入多少行业？”
而是：
“国企能够帮助整个社会减少哪些不必要的劳动？”
京东的保险服务给了我们一个很小但很直观的例子。
“3年包换”，减少的是消费者对未来风险的担忧。
“5年包修”，减少的是消费者自己寻找维修方案的劳动。
“意外换新”，把个人无法预测的大损失变成可计算的风险。
而如果把这种思想扩大到整个社会：
商品保障、公共检测、信用、交易保险、维修网络、支付托管、产权登记、公共交通、电网、通信……
它们其实都可以理解为同一件事情：
把分散在每个人身上的重复劳动集中起来，用更高效的社会组织方式解决。
所以，竞争与合作从来不是最终目的。
竞争不是目的，合作也不是目的。
真正的目标应该是：
$$ \boxed{\text{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最小化}} $$
同时让：
$$ \boxed{\text{人的选择、自由、生活质量和创新空间最大化}} $$
在这个目标下：
该竞争的地方竞争。
该合作的地方合作。
该公共化的基础设施公共化。
该市场化的服务市场化。
该由企业创新的事情让企业创新。
该由公共资本承担的长期基础设施，就不要要求每个私人企业重复建设。
这样看，国企真正值得探索的方向，也许不是简单地“和民企竞争”，而是：
建设那些能够降低整个社会交易成本、协调成本、风险成本和重复劳动的公共底座。
京东的保险只是一个起点。
更大的问题是：
我们还能不能把整个社会做成一个“更少浪费人的时间”的系统？
如果能，那么生产力进步最终体现的，就不只是GDP增加了多少，而是：
一个普通人为了维持体面的生活，到底还必须花多少时间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