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破产制度的边界在哪里？我们需要一个新指标：社会新增价值最大化

很多人讨论个人破产制度时，容易陷入两种对立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如果允许个人破产、债务豁免，就会鼓励人们逃避责任，最终损害债权人的利益。

另一种观点认为，人总有失败的时候。如果一个人创业失败、投资失败，就让他背负一辈子债务，不仅不公平，也会让更多人不敢尝试。

这两种观点都有合理之处，但都没有回答一个更重要的问题：

个人破产制度究竟应该保护什么？它的边界应该由什么决定？

如果我们从社会新增价值最大化的角度重新审视这个问题，就会发现，个人破产制度不只是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它还关系到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创新意愿、劳动能力和未来生产力。

我们需要引入一个新的分析指标：单位社会资源所创造的预期净新增价值。

这个指标可以帮助我们判断：什么样的债务应当偿还，什么样的失败应当得到保护，什么样的责任不能免除，以及社会应该把保护边界设在哪里。

一、为什么“欠债还钱”不能成为唯一标准？

先看一个简单的例子。

一个人创业失败，欠下100万元债务。他已经没有可供清偿的财产，但仍然有劳动能力。

假设债权人继续追偿，未来十年能够实际收回10万元。与此同时，长期债务压力使这个人不敢创业、不敢学习新技能，甚至不得不长期从事低效率工作。

那么，社会面临的就不只是“债权人能否拿回10万元”的问题，还包括：

• 债权人实际能够收回多少？
• 为了继续追偿，需要消耗多少司法、管理和执行资源？
• 债务人未来十年能够创造多少新增价值？
• 持续追偿会不会降低他的劳动积极性、消费能力和创新意愿？
• 如果允许他在依法清算后获得有条件的债务免责，社会是否反而能够创造更多价值？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债务人只要声称自己能创造更多价值，就可以拒绝还债。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同样属于需要考虑的制度目标。

真正的问题是：债务账面金额、债权人实际可回收金额，以及债务人未来能够创造的社会价值，是三个不同的量。

账面上存在100万元债务，不代表社会真的存在100万元可以被收回的现实资源。

如果债务人已经没有足够财产，继续执行也无法产生相应回收，那么无限期保留这笔债务，并不一定能增加社会财富，反而可能锁住一个人的未来。

因此，个人破产制度需要区分两个问题：

第一，债务人是否应该对已经发生的损失承担责任？

第二，债务人应该以什么方式、在多长时间内承担责任，才能在保护债权人合法权益的同时，尽可能保留社会未来创造价值的能力？

前者是责任问题，后者是制度设计问题。不能用前者直接替代后者。

二、提出一个新指标：单位资源的预期净新增价值

我们可以定义一个核心指标：

\[ \eta=\frac{\mathbb{E}[\Delta V_{\text{社会}}]}{R} \]

其中：

• \(R\)：投入社会活动的资源，包括资金、劳动时间、设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
• \(\Delta V_{\text{社会}}\)：相对于合理的替代方案，社会实际获得的净新增价值。
• \(\mathbb{E}\)：考虑成功、失败及其不同概率后的预期值。
• \(\eta\)：单位社会资源能够产生的预期净新增价值。

这个指标不只是衡量创业项目是否赚钱，也可以用来评估个人破产制度。

例如，同一个债务人，可以面临三种不同的制度安排：

方案A：无限期追偿。 债权人继续执行，债务人长期受到债务约束。

方案B：立即无条件免责。 债务全部免除，但没有充分的财产申报、责任审查和反欺诈机制。

方案C：依法清算后有条件免责。 债务人如实披露财产，清算可供分配的资产；对适合重整的情况，探索合理还款方案；对确实无力清偿且符合条件的债务，在履行法定程序后获得免责。

我们不能仅凭直觉断定哪一种方案最好，而应该比较它们对债权回收、执行成本、债务人未来劳动与创新、社会消费、公共支出以及道德风险的综合影响。

如果方案C既能使债权人获得合理的现实回收，又能减少长期追偿的无效消耗，并让债务人恢复正常生产和生活，那么它就可能比方案A创造更大的社会净新增价值。

但如果债务人隐藏资产、恶意转移财产，或者存在其他严重失信行为，方案C也不能成为逃避责任的工具。

个人破产制度的目的，不是让某一方永远获胜，而是通过合理分配已经发生的损失，避免社会未来的创造能力继续受到不必要的损害。

三、为什么个人承担风险的比例，也应该纳入社会新增价值的分析？

这就涉及个人破产制度更深层的问题：社会究竟应该让个人承担多少失败风险？

假设社会投入1亿元支持两种不同的创新环境。

第一种环境要求探索者承担几乎全部失败损失。一旦创业失败，个人可能长期负债，甚至失去基本生活和重新开始的能力。

第二种环境允许合理失败者在履行财产申报、清算和责任审查后，有机会获得有条件的债务免责；但对于欺诈、恶意转移财产等行为，仍然依法追究责任。

第一种环境看似更强调个人负责，但它也可能让许多有能力、有想法的人因为无法承受失败后果而放弃探索。

第二种环境可能增加部分债权人的损失，却也可能让更多人愿意尝试新技术、新产品和新生产方式。

这就产生了一个关键问题：

如果因为降低个人失败风险，社会能够吸引更多有价值的探索者，创造更多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升，那么这种风险保护就可能具有正的社会回报。

反过来，如果免责机制过于宽松，导致大量人不再认真评估风险，或者故意把私人消费和投机损失转嫁给债权人及社会，那么制度就会鼓励低效行为。

所以，个人风险承担比例不应只由“失败者该不该受惩罚”来决定，而应该考虑：

在什么样的责任与保障安排下，社会能够获得最大的预期净新增价值？

这不是说个人责任可以被取消，而是说个人承担风险的程度，也是一项影响社会创新效率的制度变量。

四、个人破产制度的边界在哪里？

从社会新增价值最大化的角度看，个人破产制度至少需要划清四条边界。

第一条边界：合理失败可以免责，欺诈行为不能借免责机制逃避责任

一个人认真创业，经过合理决策和必要风险评估，仍然可能因为技术路线错误、市场变化或不可预见的外部冲击而失败。

这类失败是探索活动的正常组成部分。

但如果一个人明知自己没有偿还能力，仍然通过欺骗获取资金，故意隐瞒财产、转移资产，或者利用破产程序损害债权人利益，就不能简单地把它归为正常商业失败。

制度需要区分：

• 合理的商业与创新风险；
• 可以通过审慎管理避免的重大过失；
• 欺诈、恶意转移财产等故意侵害行为。

这三类情况不应适用完全相同的责任规则。

合理失败可以获得有条件的免责机会；重大过失应结合具体行为、因果关系和法律规定评估责任；欺诈等违法行为则应依法追责，并对免责设置相应限制。

这里的关键是：保护探索，不等于保护欺诈；允许重新开始，不等于抹去一切责任。

第二条边界：不能让过去的债务无限期占有人的未来劳动

个人破产制度的另一个重要功能，是防止债务关系演变为对未来劳动能力的无限期占有。

债务人应当承担依法确定的清偿责任，但责任的实现需要考虑现实清偿能力。

如果一个人已经如实申报财产，完成依法要求的清算或还款安排，仍然没有能力偿还全部债务，那么是否应当允许其在满足条件后免责，需要根据制度目标作出判断。

如果债务永久存在，债务人未来创造的每一份收入都可能被过去的失败持续占据，那么他就可能失去学习、转型、创业和改善生活的动力。

从社会角度看，这意味着一部分未来劳动能力被长期束缚。

但这不意味着任何人都可以通过简单宣布破产，立即摆脱债务。合理的制度需要设置财产申报、必要的审查程序、依法清偿、适当的还款安排，以及对恶意行为的限制。

需要免责的，是依法确认无法合理清偿的剩余债务，而不是把全部债务责任视为不存在。

第三条边界：保障基本生活，不等于保证债务人维持原有生活水平

个人破产制度也必须考虑债务人及其家庭的基本生活。

如果为了追偿债务，让债务人失去维持基本生存、恢复劳动能力和重新就业所需的最低资源，社会可能付出更高代价。

例如，必要的生活费用、维持就业所需的基本支出，以及法律规定应当保护的必要财产，应当在制度中得到合理考虑。

但基本生活保障不等于保护奢侈消费，也不等于让债务人保留所有原有资产。

制度需要在债权人依法受偿、债务人基本生活和未来生产能力之间划定边界。

从社会新增价值的角度看，既不应该为了多追回少量债务而摧毁债务人恢复生产的能力，也不应该为了保护债务人而不合理地牺牲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第四条边界：免责不能成为把私人风险无条件转嫁给社会的通道

这是个人破产制度最容易被忽略的一面。

如果社会提供了合理失败后的重新开始机会，就必须同时建立防止滥用的机制。

例如：

• 对财产和债务进行真实、完整的申报；
• 审查是否存在恶意转移财产或虚假交易；
• 对不诚信行为设置相应法律后果；
• 根据债务性质和具体法律规则确定免责范围；
• 对适合重整的情况，优先考虑能提高实际回收率的安排；
• 对反复发生的高风险行为，建立与具体事实相匹配的约束机制。

否则，社会可能出现这样的激励：成功时由个人独占收益，失败时由债权人和社会承担全部损失。

这种安排既不公平，也不利于资源配置。

真正合理的制度应当做到：合理失败不被永久惩罚，故意侵害他人利益不能被轻易免责；社会为探索提供一定的风险保护，探索者也必须承担与其行为相匹配的责任。

五、为什么成功收益与失败风险需要放在一起看？

创新具有一个特殊性质：它的收益往往可以扩散到整个社会，但风险却可能集中在少数参与者身上。

一项新技术成功后，受益者可能包括：

• 开发技术的企业和员工；
• 使用新技术的其他企业；
• 获得更低价格商品的消费者；
• 因生产效率提高而节省时间的人；
• 通过税收、知识外溢和产业升级间接受益的社会成员。

但是，在技术尚未成功时，投入资源的人可能要独自面对亏损、债务和职业风险。

这就造成了一种不对称：创新成功的部分收益能够社会化扩散，创新失败的部分损失却可能集中在个人身上。

当然，创新收益并不总是公平扩散，失败风险也不总是完全由个人承担。但这种不对称确实值得制度关注。

因此，我们可以提出一个规范性原则：

社会既然希望分享创新成功带来的增量，就应当考虑如何合理分担探索过程中不可避免、且不能完全由个人控制的风险。

这并不是要求社会偿还所有私人债务，也不是要求财政为所有创业失败买单。

公共基础研究、创新保险、阶段性资助、合理的债务重整、个人破产免责、失业保障和技能转型支持，都可以成为不同形式的风险分担机制。

与此同时，社会还可以通过税收、公共股权、知识共享、合理的公共资助条件等方式，在创新成功后获得与公共投入相称的回报。

这样才能避免一种不合理的结构：公共资源承担损失，私人主体却长期独占全部收益。

六、如何用新指标设计更合理的个人破产制度？

如果把社会新增价值最大化作为评价标准，我们就不能只看某一年度的债权回收率，也不能只看有多少人获得了债务免责。

我们需要综合考察至少六项指标。

1. 债权实际回收率。 不是看账面债务有多大，而是看不同制度安排下，债权人实际能够收回多少。

2. 追偿的社会成本。 包括司法执行、资产处置、管理和争议处理等资源消耗。

3. 债务人的生产能力恢复情况。 观察债务人能否重新就业、提升技能、恢复稳定收入，或者开展合理的创业活动。

4. 新增探索与创新。 评估制度是否降低了有能力者参与创新的非必要障碍，以及这些新增探索实际产生了多少社会价值。

5. 道德风险与欺诈成本。 评估是否出现故意逃债、资产隐匿、虚假破产和不合理风险转嫁，以及制度能否有效识别和处理这些行为。

6. 长期社会净收益。 把未来劳动能力、消费能力、知识积累、技术扩散，以及必要的公共支出和负面外部性纳入评估。

最终可以把制度选择写成一个优化问题：

\[ S^*=\arg\max_S \left[ \mathbb{E}(\Delta V_{\text{社会}}\mid S) \right] \]

其中，\(S\) 代表不同的个人破产制度安排，包括清算、重整、还款期限、免责条件、基本生活保障和反欺诈措施。

这里最重要的不是公式本身，而是评价方法的变化：不再把“追偿金额最大化”或“免责人数最大化”当成唯一目标，而是比较不同制度对整个社会长期净新增价值的影响。

同时必须承认，这种价值无法被一个精确数字完整测量。人的尊严、程序公平、基本权利和法律确定性不能简单折算成货币。因此，社会新增价值最大化应当是重要的政策评价指标，但必须受到基本权利、法治程序和公平原则的约束。

七、一个更深层的结论：个人破产制度是在保护社会未来的可能性

从表面上看，个人破产制度处理的是过去的债务。

但从更长的时间尺度看，它实际上在决定：一个人在经历失败之后，是否还有机会继续创造价值。

如果社会把失败视为永久污点，那么人们就会倾向于回避高不确定性活动。最有能力的人，也可能因为无法承受失败的代价而选择最稳妥的道路。

如果社会把失败完全视为无须负责的事情，又会鼓励不审慎的决策，让他人替自己承担代价。

因此，真正合理的制度需要同时具备两种能力：

一方面，让参与者知道资源不是免费的，决策必须承担相应责任。

另一方面，让人们知道，合理失败不必意味着人生结束；只要诚实披露、履行法定程序并承担应有责任，就仍然有机会重新开始。

这也是为什么个人破产制度不应只被理解为债务清算制度。它还可以是一种社会风险治理制度，一种保护未来劳动与创新能力的制度。

结语：个人破产制度的边界，应当服务于社会长期创造能力

个人破产制度既不能无限扩大免责，也不能无限延长追偿。

它的合理边界，应当同时考虑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债务人的真实清偿能力、行为责任、基本生活保障、社会资源消耗，以及债务人未来创造价值的可能性。

我们可以把核心原则概括为：

在保障基本权利、维护法律责任和防止制度滥用的前提下，通过合理的清算、重整和有条件免责机制，减少无效追偿，保护未来劳动能力，并尽可能提高单位社会资源所创造的预期净新增价值。

这套思路也可以推广到创业失败、技术研发、职业转型和其他高不确定性活动中。

社会不应该追求一个没有失败者的世界，因为探索本身就意味着不确定性。

社会真正应该追求的是：减少可以避免的失败，保留能够产生知识的失败，追究应当承担责任的行为，并让合理失败的人仍有机会参与下一轮创造。

一个成熟的社会，不仅要有能力奖励成功，还要有能力妥善处理失败，让失败的代价不至于永久摧毁未来创造价值的能力。